所谓“终极关怀”，实际上包含一种“永远关怀”的含义，那么是什么，值得我们“永远关怀”？

在大众的通常语义中，学术问题和人生问题，迥然不同。

学术有一个特征，即一个问题，如果经由某人解决，则这个问题便不再是问题。接下来只是如何传播、交流……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会发现，学术活动具有典型的群体性行为特征。某一个个体，解决了某学术问题，对于整个群体而言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，群体的知识共享系统就发生效能了。所以，学术的关怀，似乎具有时变时新的特点。

人生问题则有截然不同的特征。比如哲学上的老问题：“人为什么要活着？”或者“人应该怎样活着”，历史上无数的哲学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，他们首先必须思考：“我为什么要活着”或者“我应该怎样活着”。苏格拉底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，柏拉图不能照搬，还要自己找答案。人类生活中最关键的问题，大部分都具有鲜明的个体性，每一个人都必须给出自己自己独一无二的回答，每一个人都必须过自己的人生。所以，人生的问题，常问常新，永远都不会一劳永逸地解决，永远需要回答，永远需要关怀。

每一个个体的人生问题，才是真正需要并值得“终极关怀”的；而学术是一个群体的行为，需要群体的知识共享；这二者的结合点：变成了从个体向群体的扩展，把内在的人生问题外在化。它们包括：
——在一个群体的意义上，人们需要一个怎样的人世（社会环境、自然环境、人际关系……）
——在一个群体的意义上，群体如何帮助个体过好自己的人生
——在一个种族的意义上，人类应如何更好地世世代代生存、繁衍下去……
……
我们可以看到，这种展开可以很多，但是群体的问题、世系族群的问题，实际上是所有个体的问题的总和，因而，归根结蒂，都是每一个个体的问题。

综上所述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学术问题之终极关怀，应当是“人生/人世/人类”，唯有“人生/人世/人类”，才值得“终极关怀”。而其归根结蒂，又是“人生”问题，是每一个人的人生问题。

然而，我所想说的并不止于此。进一步，将上述结论归结为一句老话：任何学术，都是为人服务。这多么像一句惹人生厌的陈词滥调。而我想强调的是：只有在这个认识基础上，我们才可以严正地反对所谓“纯学术”/“无用之学”，反对不能为“人生/人世/人类”服务的那些“纯学术”/“无用之学”。

当然，必须再强调的是：人们有思想和心灵的自由。学术虽然为群体性行为，但是对其中的任何一个个体，其研究思考，都首先是个体之行为。个体行为之目标，未必是为群体服务。所以，学有“为己”和“为人”之分。对于“为己”之学，是个体行为的自由选择，我们不加评价。我们所反对的，是那些身居公共职位（比如高校教授）、占据公共资源，为了外在之需要所搞的“纯学术”/“无用之学”。并希望年轻人，不要陷入“纯学术”/“无用之学”的泥沼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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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[1]：什么叫“为人服务”？通俗一点讲，就是要“有用”。学术必须研究“有用”之学。

注[2]：有许多学者坚持“无用之学”，但他们论证“无用之学”之所以重要的依据常常是这样的：这些“无用之学”经历史证明，是“大有用之学”。实际上，这恰恰证明了“学”终归必须“有用”。而如果不“有用”，那么这种论证是无从依附的。他们证明的只是：某些人在某些时候看起来的“无用之学”未必是真正的“无用之学”而已。在这样的论证中，实际上也包含着“无用之学没有存在需要”的隐含前提。

注[3]：有很多历史上当时的无用之学，现在已经被证明有用。这包括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很多部分，在这个意义上，作为一个规模宏大的体系而言，自然科学的有用性已经被历史充分证明，因此其分支上的发展，已经勿需质疑。然而，现代社会科学之中，却充斥着许多真正的“无用之学”，它们借助着自然科学的历史经验作为自己的挡箭牌，却未能为人类增加任何福利。

注[4]：有些“无用之学”，我们是可以明确认定的，比如有红学家统计《红楼梦》里面，王熙凤一共笑了多少次。这就是所谓“纯学术”的荒谬之处。照此办理，人们可以统计《西游记》里面孙悟空翻了多少个筋斗、唐僧念了多少遍紧箍咒……。人们出于常识，对这种所谓的“研究”的第一反应，常常是：“这有什么用”。而许多学者这时候便搬出了“纯学术/无用之学”的护身符来。

注[5]：承上注，普通大众在反对这种“纯学术/无用之学”时是无力的，因为他们没有合适的论证和语言。年轻学生在反对这种“纯学术/无用之学”时也是无力的，因为他们没有必须的认识深度。而从“终极关怀”出发，来反对所谓“纯学术/无用之学”，这样的反对应当是有力、有效和可能的。